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消息，我院叶初升教授与他的博士生赵锐、李慧于2014年合作发表的论文“经济转型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分解与比较——中俄经济转型绩效的一种微观评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被评为“国际发展经济学2014年最佳中文论文TOP10”，并入选《世界经济年鉴》2015卷。

　　据悉，《世界经济年鉴》自2015卷开始设“学术评价”栏目，以评价世界经济学研究领域各学科当年最佳中文论文TOP10和当年最佳英文论文TOP10。所有候选论文均刊载于26种中国顶级中文期刊和10种全球顶级英文期刊。本次评选团队320人，评选方式为网络投票。

　　此前，该文曾经被评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度优秀论文”。

　　“经济转型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分解与比较——中俄经济转型绩效的一种微观评价”简介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和俄罗斯相继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20世纪末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我们看来，尽管经济转型与发展在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但是，经济主体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福利状态的改善，以及决定生活水平和福利状态的发展能力的提高，是转型与发展最重要的最终目标之一，因而，也应该是我们考察经济转型绩效的一个重要维度。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关心经济转型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增强底层民众的发展能力，或者说，经济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包容性的发展。

　　进一步而言，在底层民众的各种发展能力中，我们特别关注家户特别是贫困家户遭受各种风险时表现出来的抵御冲击能力，亦即在各种环境下维持收入稳定增长的能力。本文用脆弱性这个概念从“硬币”的反面表征这种发展能力。贫困脆弱性是对家户由于未知的不确定性而遭受未来贫困威胁大小的一种事先测度，其中“未来贫困的威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未来贫困加深(严重性)。脆弱性不单单反映当下的贫困现实，更重要的是预测家户面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时陷入贫困的概率，它深入地、动态地、前瞻性地刻画了贫困。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使用1996-2008年期间5轮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和俄罗斯纵列监测调查(RLMS)非平衡面板数据，遵循将脆弱性视为贫困预期的思路，将家户在t期的脆弱性水平定义为该家户在t+1期的收入水平可能低于贫困线的概率，据此测量了中俄农村家户脆弱性水平及其长期变动趋势，并在分解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探寻两国不同类型的经济转型对农村家户福利水平的长期影响，由此评价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绩效。结果表明：

　　第一，中国农村的脆弱性水平和高脆弱家户的比例远高于俄罗斯。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起点低于俄罗斯，二是因为经济转型过程中俄罗斯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能源储备使俄罗斯的国民收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且呈一种包容性增长态势，农村家户的期望收入水平在转型以来的各个年度均高于中国。

　　第二，中国农村的脆弱性水平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带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而俄罗斯农村居民的脆弱性水平虽然总体上下降，但在某些年度却有上升，说明其经济不稳定的一面直接影响了低收入家户的福利水平。

　　第三，贫困导致的脆弱性一直是中国农村家户脆弱性的主要来源，而俄罗斯农村家户的脆弱性则主要由风险导致。一方面，这一事实说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过去与现实，严重地约束了贫困家户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俄罗斯转型中农村经济的波动性。中国渐进式、过渡式的改革以平稳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方式，保证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逐渐降低;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改革造成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大的变动，但其本身较高的收入水平又能保证这种收入波动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第四，相对于俄罗斯，中国农村脆弱性水平的区域分布是不平衡的，并且这种不平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表明了经济结构性的坚硬、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小，还有区域经济政策的某些偏向。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在微观层面上比较分析较长时期内中、俄两国农村家户整体和分组的贫困脆弱性水平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第二，揭示了中、俄两国农村家户脆弱性的不同来源及其对脆弱性水平贡献的变化趋势，并据此在微观层面上比较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绩效。（通讯员：王迪，熊诗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