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兴起不仅改变了全球跨国公司的版图，而且对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了挑战。现有的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垄断优势理论、国际化过程模型和折中范式为代表。由于这些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垄断优势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解释缺乏垄断优势的后发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方面存在不足。为了解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许多学者采取案例研究或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动因，但结果却十分模糊，分歧和争论广泛存在。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样本选择的差异之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大部分研究未能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区分开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水平的(对其他发达国家)或垂直的(对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特征是资产利用。而中国跨国企业则仅仅拥有局部的竞争优势，它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那样居高临下，而是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投资：逆向投资(对发达国家)和顺向投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特征是资产利用和资产寻求相互交织。因此，不能简单地采用研究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模式来研究处于追赶之中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只有将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区别开来，才能清晰地揭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从而澄清有关争论，促进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理论的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带有独特的制度背景。例如中国政府积极推行的“走出去”战略，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转型经济所特有的制度约束等。这些因素会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相互作用，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中国崛起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强大震撼，一些西方国家(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获取技术和资源十分敏感，它们往往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有关交易加以限制。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构成威胁。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组约束条件，同时也蕴含着许多可资利用的机会。这些制度层面的因素尚未纳入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分析框架[8]，亟待进行补充和拓展。

　　本文选取2003—2012年十年间中国对55个东道国(其中，发达国家29个，发展中国家26个)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对中国企业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动因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无论是逆向投资还是顺向投资，中国企业均具有强烈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效率寻求动因在顺向投资中表现明显，而战略资产寻求动因在逆向投资中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东道国的制度品质在逆向投资中对市场寻求型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顺向投资中，对效率寻求型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市场寻求型投资却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愿意承担较大风险以利用市场机会。文化距离在顺向投资中对市场寻求型投资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逆向投资中则有利于吸引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

　　现有的文献之所以未能清晰地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动因，主要的原因是未能深刻理解中国企业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本文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企业不仅能够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而且可以在发达国家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开拓市场和获取重要的自然资源。这表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建立在独特的所有权优势之上的。这一发现拓展了人们对于后发企业国际化行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践，本文的发现也富有启发性。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兼具优势利用和优势寻求的双重特征，在现阶段，可资利用的所有权优势是相对的，而寻求优势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因此，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也同样会遭遇来自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其竞争优势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对东道国环境的适应能力、对消费者需求的理解和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方面。

　　此文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pp.9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