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感念先师恩泽，追慕先贤明志。为进一步弘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良好师德师风，增强我院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在已开展的“我身边的好老师”征文的基础上，陆续推出校友怀念恩师的文章，共同领略大师风采，感受“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巨匠风范，体验那份长存在校友心中的珞珈师恩。本期推出1945级校友周熙文怀念其师张培刚先生的文章，让我们一起领略张培刚先生的宗师风范。

　　经济学一代宗师张培刚先生

　　周熙文(1945级校友)

　　1945年是一个举国欢庆年。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德、意、日法西斯三国相继战败，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给中华民族带来历史上最大破坏的十四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从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难得的契机。正是在这一年，我在湖北战时省会——恩施地区被国立betway必威录取，进入以“南陶北马”闻名于世的经济系学习，遗憾的是当时陶因主任已升任安徽大学校长而离开武大。我们一年级注册时，签字的是法学院院长刘秉麟(南该)兼代。1946年武大从四川乐山复员迁回武昌珞珈山，培刚先生也从美国哈佛大学荣获博士学位，经周鲠生校长聘请，先生载誉回国，就任经济系主任。

　　在培刚先生担任经济系主任期间，他聘请了一批与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学者返国到经济系工作，如刘涤源、周新民、谭崇台等，他们讲授当时经济学及其他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为经济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他还聘请武汉市银行界、农业界的专家开设了诸如“农业经济”、“银行制度”、“劳工问题”、“商业循环”、“经济政策”等多门新课程，在这些专家中有李崇淮、杨书家、李长河等。这就为经济系的开拓创新，老、中、青教师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搭建了一个平台，使经济系出现一个“既有理论前沿又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崭新局面，这在解放前是绝无仅有的。

　　培刚先生不仅是我们的系主任，而且是我们现代经济学的启蒙老师。当时我是大二学生，培刚先生在我们班开设首选必修课“经济思想史”，并亲自担任授课老师。他的讲课，将我从大一的“经济学”课程中所学到的包括消费、生产、交换、分配四大块的传统经济学领域跨入现代经济学领域，懂得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等各个学派经济学知识，令我耳目一新，如醍醐灌顶。这是一次让我受益终生的高级经济学启蒙教育，给我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从我上培刚先生的第一堂课起，直到现在，我一直尊称培刚师为张先生，而不称为张主任或张老师，这是因为我以为“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老师的最高尊称。同时，我还感到“先生”一词，有一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心悦诚服而又亲切之感。

　　我对培刚先生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培刚先生讲授“经济思想史”时，他从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到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都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这使我后来对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有了系统的理解，特别是对我理解和研究“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及其相互关系起到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由于当时我还只有二十二、三岁，肤浅得很，只能从表象上认识培刚先生(其实，他也不过三十二、三岁)。他在读书时是一个天分(现在称智商)极高而又十分刻苦用功的高材生;在教书时是一个具有渊博知识而对专业研究造诣很深的年轻教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一段时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很少接触，我也因此与培刚先生同住在一个城市却完全没有往来达30年之久。

　　真正认识培刚先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当时我在武汉财贸干部学校任计划统计教研室主任。经校领导批准，我专程到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请他来干校连续讲了三天“西方经济学”。这是在校干部学员数百人的大型讲座，较之我30年前在武大听课时，更加系统、全面而又深入浅出。培刚先生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无情剥夺专业教学研究达30年之久，但是，他的讲座与30年前的讲课不仅毫不逊色，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足以证明其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的文化、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之厚实，学术思想之深邃，确非常人所能企及。从此以后，我在校友聚会和培刚先生八十寿辰、九十寿辰、九十五寿辰上及其他时间，与培刚先生有了较多接触，同时也看到一些资料，进一步了解到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及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和他所获得的荣誉，以及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并且读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和1980年以后的少量著作。我深为培刚先生前30年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时的辉煌成就而敬佩;又为他从1950年以后长达30年的被埋没、被边缘而蹉跎岁月感到唏嘘和愤慨，更为其近30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辉煌晚年而颂扬。

　　尽管我对培刚先生的个人经历、高尚品格、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知之很少，甚至只是一孔之见，挂一漏万，但有幸能成为培刚先生的一位并不优秀的学生，就足以让我一生自豪。下面仅就我涉及的少数资料和亲身见闻，抒发一下感受，以表达我对这位经济学的一代宗师的崇敬之情。

　　一、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时的辉煌成就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培刚先生的前30年。

　　1929年春，先生15岁半，一般青年尚在高中学习时，他已插班考进武大预科一年级下学期，仅花了一年半时间就预科毕业。

　　1930年秋，17岁时，比常人提前一年进入武大本科经济系一年级，1934年毕业时年仅21岁。

　　培刚先生于1993年以80岁高龄著文回忆他在武大预科和本科学习的经历，真是历历在目，如数家珍。他从“国文”、“数学”、“英文”等文化基础课，到他额外选修的“法文”、“德文”、“生物学”、“逻辑学”，以至各种专业课，对授课教师的姓名、学历、经历、讲课重点和特点以及对他以后学习、研究的影响，都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

　　1934年夏他从武大毕业后，按预约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直到1940年，达6年之久。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是整理前人早在1930年在河北保定清苑农村调查时的十分庞杂的资料，并在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现场补充调研。后于1935年底完成的《清苑的农业经济》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于193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过一年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就能够在中国当时最有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的研究人员工作一辈子恐怕也不可能办得到。此后，他先后到浙江、广西两省农村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粮食调查，撰写了《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和《广西粮食问题》两部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还就农村经济、货币金融、农业粮食经济和农村调查方法等领域在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些说明，培刚先生早在21~27岁期间，已经成绩斐然，崭露头角了。

　　青年时期的张培刚先生

　　1940年的一二月间，停顿了数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将于这年的8月分别在昆明和重庆两地进行，共招收16名留美学生。其中文科类只有两名：经济史一名，工商管理一名，从报名到考试只有半年时间。培刚先生和吴于廑先生(经济史专业，毕业后与培刚先生同时回国到武大任教)两人被录取。培刚先生先后在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并以优异成绩取得硕士学位，还通过了极其难得的攻读博士学位资格。在取得读博资格后，他本可以用在国内对中国农业研究的成果，确定研究方向，驾轻就熟地通过博士论文;但是，培刚先生作为一个从中国农村走出，特别是从青少年时代即立下为农业国探求工业化、现代化出路志向的青年学者，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尚未有一本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于是，他决定走一条前人未涉及的路径，“啃农业国工业化这块硬骨头”(培刚先生语)。在商得指导教师希来克(被誉称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和厄谢尔(以研究技术革命为中心线索的经济史学家)教授同意后，他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研究方向和论文题目，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是一个经济学中开拓性的系统工程。无怪乎在若干年后，培刚先生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研究方向和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以后，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一间6平方米的房间里，花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翻阅大量的英、法、德、中文书刊，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搞录了大量卡片，记述了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情况和经验教训，以及少数农业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存在的重要问题。他以严肃的态度，又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每天坐在英文打字机旁，根据草拟的提纲，全神贯注地边思考边打字，终于在1945年10月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这篇博士论文的英文稿。1945年12月上旬，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并经答辩教师推荐参加哈佛大学威尔士奖的评选。1947年4月在他回国接任武大经济系主任期间，哈佛大学通知他的博士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系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应该指出的是，哈佛大学的威尔士奖被经济学界誉称为小诺贝尔奖，获得此殊荣的此前有培刚先生的导师张伯伦教授，此后有被称为新古典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这篇论文在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于哈佛大学丛书第85卷。当时国内有一报刊以“哈佛论经济东方第一人”的标题作了报道。20年后的1969年，哈佛大学再版这篇论文。1951年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文版。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出版中文译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192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原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陈岱孙在祝贺培刚先生八十寿辰贺函)。

　　培刚先生的这部著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仅是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这包括他出生于农村，亲身体验农村生活，以及自武大毕业后，长期关注农业、农村、农民和广泛阅读中外农业、工业化有关著作、文献资料并融会贯通的结果，是他专注与执着和过人的智慧的结晶，也是他的伟大学术思想的反映，其价值不仅在于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理论上的创造，而且直至今天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先生60年前发表的《农业与工业化》这部学术著作的特点和创见，培刚先生在199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市场经济观》下卷中《新发展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有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国内外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均有评论。在这里，我只简单说明两点肤浅的感受：一是他所指出的工业化是全面工业化，即包括发展农业的工业化的工业化，他称之为“产业化”。这一观点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而且至今也是真正工业化的标准和取得国家工业化的必经之路。二是时隔45年，于1990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刘易斯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指出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尽管刘易斯以后也有反思，认为过去他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工业化观点却已获得诺贝尔奖(引自《经济增长理论》译者、北京大学教授梁小民的言论)，而培刚先生的全面工业化——产业化的论文，比刘易斯早45年，在中国被埋没数十年之久。

　　二、被埋没、被扭曲的蹉跎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南五省所有工学院，以betway必威工学院为基础整合成后来的华中工学院(即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此时，在“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下，经济学领地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据，西方经济学则一概被人们斥为“庸俗经济学”，遭到全面、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培刚先生这位留学美国的西方经济学者，当然会在经济学上无立锥之地，于是只好离开他的经济系主任职位，并从此离开了他魂牵梦萦的母校betway必威。名义上他从系主任改任华中工学院筹建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职务好像并没有降低，但从此被剥夺了从事经济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资格。要知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组织上不安排你到国家教学研究机构工作，是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和开展调研工作的，当然就更谈不上出什么研究成果。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2007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培刚，1945年的哈佛博士，论文获奖。状元之才无疑问也。爱国有代价，作为发展经济学说的创始人，张大哥回归祖国，遇上这个发神经的时代，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是侮辱、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才。”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培刚先生白天劳动，晚上扫盲，教农民识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总之，在这30年中，培刚先生10年盖房子，搞总务;近20年教识字、教政治、教外语;再加上被抄家、被批判、被审查、上山下乡从事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完全处于被埋没、被扭曲的蹉跎岁月中，其艰辛不言而喻。正在培刚先生默默无闻时，1956年盛夏时节，两位智利大学教授到中国访问，一下飞机就要求见一位叫“PEI—KANG—CHANG”的学者;几位外事工作人员听成了“背钢枪”(谐音)的学者，四处打听，后经北京大学严仁赓教授提示，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两位教授与培刚先生见面后，首先就告知其《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已于1957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并引起南美国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当他们了解到培刚先生竟在忙于砖瓦、灰沙、石和钢筋水泥的基建事务中时，只好带着不解的迷惑，失望而去。

　　这就是一位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从35岁到65岁整整30年的学术空白时光，这是一段比金子还宝贵的时光!

　　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光辉晚年

　　张培刚先生与夫人

　　1978年5月，党和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转向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拨乱反正阶段，这也为培刚先生带来学术上的第二个春天。培刚先生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担任《外国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辞典》的主编。随后，他又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人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并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合写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初，他找出由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早已翻译完成却藏了整整30年的《农业与工业化》中译稿整理出版，这时培刚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了。

　　此后，培刚先生先后被推选为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多次出国访问。20世纪80年代，面对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尚未发展起来，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却在走下坡路的状况，他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1992年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把发展经济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他在不能返回母校武大的情况下，在华中科技大学力主创立经济学专业，逐渐发展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并被任命为院长、名誉院长。为了深入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他还建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任主任至今。

　　1998年，培刚先生挂帅的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点终于获得批准，他被聘为博士生导师，这一年，他已经85岁了。他被特批成为中国最老的博士生导师，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还要着重地提出的是，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本来可以留在美国，但却应聘回到陷于战乱和落后的祖国，担任母校betway必威经济系主任，并说服一批学有所成的青年教授一同回国。如果假以时日，他是可以使武大经济系焕然一新、蒸蒸日上的。这是他第一次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回到母校;1948年他被聘为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和研究员;1949年初，在哈佛大学指导他博士论文的老师邀请他回哈佛任教。但他一心想把自己的理论和理想在中国付诸实践，于是毅然辞去联合国职务，再次回到武大任经济系主任，这是他第二次放弃优厚待遇和远大前途回到祖国、母校。两度回国，反映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的赤诚爱国、忧国忧民、甘心报国的高尚情操。1946年与培刚先生一同回国的betway必威资深教授谭崇台先生说：“培刚同志这个人我是很了解的。学术上他是第一流的，外语是第一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是第一流的。”附带提出，我不赞成经济学界一位名人说过的一句话：“张培刚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眩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事实上，只是由于人为的原因使它暂时淹没了，真正的黄金是会放出光芒，并且永留后世的。

　　张培刚先生手迹

　　以上的粗浅认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张培刚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的一代宗师，是我最崇敬的老师。谨以此文祝贺培刚先生95华诞，并愿他永葆学术青春。

　　2008年10月于武汉

　　(摘自《武大校友通讯》2008年第2辑，betway必威校友总会编，betway必威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校友简介：周熙文，男，湖北恩施人，1949年毕业于betway必威经济系。曾先后担任鞍山钢铁公司成本会计员、中南财政部会计处、企业财务处干部、江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武汉市财政局总会计师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