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深彻

杨小凯老师去世，一直想写点东西抒发心中的悲痛，看到那么多大师的悼念文章和对他的评价，自己要写的东西太“渺小”了，故此只好压抑着。好在杨老师是一个载入华人史册的人，一个载入经济学史的人，对他的怀念会是永远的，应该没有迟和早的概念。
1983年下半年，我在物理系进修，有幸接触并拜师神往已久的杨小凯老师。半年的交往，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和终生受益的教诲。杨老师住在武大东北角的教职工宿舍，二层楼的混砖建筑，中间一长走廊，南北两向为单间，楼上楼下住了很多单身教职工。杨老师的房间只有十平方左右，既是卧室、书房还兼会客。为了充分利用空间，书架固定在墙上，占用面积最大的是一个双人床和“品”字形摆放的三个书桌，杨老师一般都坐在靠东边的那张桌子旁，室内光线很昏暗。初次见面，杨老师给我的感觉是那么随和、普通、质朴而且非常热爱生活。他要我听他在经济系开设的《数理经济学》，不知是由于他的传奇人生还是讲授的是一门前沿新课，还是由于其它原因，很多外系学生都来了，虽然是阶梯形大教室，常常还是要很早去占位子，否则就没地方坐了。杨老师讲课大胆而直率，记得有一次分析企业产品销售经济模型，涉及到了正弦和余弦波，他有感而发说：“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就像正、余弦波一样，总是忽上忽下，很难像X轴线一样稳定，影响了经济建设。”当时我听了很觉大胆。武大的环境是很宽松的。为了教好这门课，杨老师经常带领学生深入企业，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动把新的理念向企业推介。杨老师还经常要我到他家里一起整理从企业收集到的数据。他是真心想带我的，只是很可惜，我并没有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本职工作中，也没有再在这方面继续深造下去，是我一生的憾事。
杨老师是一个很有见解和超前思维的人，他曾对我说：“人的一生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随波逐流，当大家都不读书时，我在牢里就要读书，所以现在走在别人的前面；现在别人都在争着上大学，你也可以不要读书了，可以去经商，一定会有成就的。”当时我很难接受这一观点。现在看来，那时杨老师就在给我传授市场经济的观念了。
杨老师是一个极爱生活的人，老师那时得孩子不久，工作学习之余总是抱着、逗着女儿。有时，我们一起打打羽毛球，杨老师打羽毛球的姿势并不很好看，但出手比较怪异，我打他不赢。他也很注重一张一弛，每周末的电影都争取去看，放松一下自己。杨老师做不做家务事记不太清楚了，但不愿意洗衣服倒是真的。每次换下的衣服多了，他就笑着对妻子吴小娟说，我时间很宝贵，每小时可为家庭增加收入，我们两人也要追求效益最大化，还是你去洗衣服吧。吴小娟很疼杨老师，在我印象中总是给杨老师温柔的笑脸。
杨老师很会捕捉学习时间，为了让英语水平进一步提高，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有一次我陪杨老师在武大行政大楼前散步，来了两位外籍教师，杨老师立即紧追上去与他们交谈起来。后来杨老师对我说，提高英语听、说能力要直接与外国人交流，学习英语不能怕丑。他还告诉我，他在旁听研究生班英语课，那是外籍老师授课的，每次上课都尽量早到，这样可以坐前面，随时可以向老师提问，也随时会有老师向你提问。他还笑着说，有些研究生看老师向他提问多，还很有意见呢，认为减少了他们直接与老师交流的时间和机会。
我与杨老师分开有23年了，老师离开我们也有两年了，老师的容颜、给我批改作业的神态都历历在目。走在曾经和老师一同散步的路上，心情异常复杂，不知是因为一段师生情使自己倍感荣幸，还是因为老师英年早逝使华人经济学界伤感。他那慈爱之心一定会造福中华众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