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武大法学院经济系四九级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长，四八年秋就弃学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了，对周鲠生校长了解很浅，只能从片断回忆中谈点体会。

记得周鲠生校长是一九四五年七月接任武大校长的，我在那年八月从兰州考入武大。当时的武大在四川乐山，我入学后看到校图书馆阅览室内公开陈列有我党的《新华日报》合《群众》杂志，就觉得惊奇！进而看到同学们办的许多闪耀着进步思想的壁报，还参加了些进步同学举办的时事座谈会，这些使我与刚离别的沙漠似的兰州的白色恐怖环境产生了鲜明对照，我兴奋极了！我对武大的学习环境产生了强烈的新鲜感和自由感。接着，经济系二年级的丁应瑞学长介绍我参加了他主板的《风雨谈》读书社。在老社友的指引下，我学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文艺问题》、《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以及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还有延安抗大的一本《中国革命史》教材，等等。通过学习，使我逐步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

一九四六年五月，学校开始复员回武昌珞珈山，我带着《风雨谈》布置的暑期宣传任务——揭露蒋介石政府撕毁《政治协商五项协议》、破坏停战协定的阴谋，经陕西、河南历经四个月后，于十月十三日初次来到珞珈山。

为了声援沈崇事件，武大同学纷纷从各斋舍发出立即组成全校师生的学生自治会，统一领导全校同学进行游行示威，抗议侵华美军暴行！经过两个月的课外醖量，一九四七年元旦，betway必威首届学生自治会在全校同学的欢庆声中诞生了！一月五日，以武大为首的武汉三镇学生“抗议侵华美军暴行”的示威队伍，震撼了中华腹地，也震惊了蒋介石政府。从此，武汉当局把仇视的视线集中在珞珈山，大批军统特务潜入学校，与国民党、三青团勾结起来，四月二十八日发出了所谓《betway必威罢课及激烈分子调查表》的快邮代电。从所列名单看来，他们把屠刀指向了进步教授朱君允和学生自治会主席卢明华。自此，珞珈山上笼罩了一层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

在五月三十一日白茫大雨中，地下党组织的吴仲炎同志通知我：“情况紧急，有消息证实，今晚特务将来校抓人！据说你在黑名单上排名第二，你必须于下午六时前逃离珞珈山！”我得悉后，即同卢明华密议：“把夜宿地告知政治系的曹新鼎同学，约定明天上午十时返校，否则即是被捕，请设法营救。”计议安排一毕，我就和卢明华悄离珞珈山，夜宿既定的汉口同乡处。六月一日返校经黄鹤楼得知，学校发生了惨案，真是情况无法得知。武珞路被驻军封锁，不能返校了，于是我俩就重返汉口，仓皇地到大智门车站拟乘车北上投奔邯郸解放区。不料因大雨冲断孝感铁桥，交通中断，我俩只得重返宿地。万没想到，我俩行踪被发觉，一齐被捕入“武汉战犯拘留所”！

从狱中审讯情况判断，我俩是不可能生还的。就六月三日上午我俩被押送出后角门的情况捉摸，也不是生还的迹象！到中山路的天马舞厅，说是让我俩吃饭，更使人疑虑重重！不料到达武汉警备司令部，喜出望外地和被捕教授缪朗山、朱君允、梁园东、金克木老师会面，才使我稍获生还希望！中午时分，我们师生六人被押上一辆大轿车，开往湖北省训团楼侧广场，约一个小时后被关押在这里的同学徐奕昌等十二人，上车来被开往武汉三青团院里，下车后叫我们十八位师生列成一队，由前来迎接我们的戴铭巺教授一一点名验收后，我们被营救回校了！回校后，曹新鼎等同学告知我周鲠生校长营救全体被捕师生的动人情景：

“六·一”惨案当天，“营救委员会”就组成了，公推戴铭巺教授为主任；周校长在南京接到学校发生惨案的电报，几个小时后就回到了师生身边，在灵堂前向死难同学致哀时，黄鸣岗烈士的爷爷、奶奶、父母和伯叔、大娘们身着重孝抱住校长的腿哭得死去活来，向校长讨还孩子说：“把孩子给我，俺领回家去，不上学啦！”这样悲泣地哀求，使一向沉着端重地周校长再也压抑不住内心得疚歉（注1）和悲伤！周校长痛哭起来了，和守护在灵堂大厅的千名同学一齐哭了！周校长直哭，顿首顿足全身发抖！

六月二日，周校长怀着满腔悲愤带领“营救委员会”戴铭巺教授等一行，到汉口武汉行辕向程潜讨要被捕得全部师生。行辕二处的特务王参谋以卢明华和我俩不是在校被捕的，就矢口否认捕了我俩。戴铭巺教授出示证据后，他们再也无法否认时，程潜竟说：“逮捕的人中就他俩是真的，其余的可以释放。”周校长追问程潜：“你说他俩是真的，有何证据？”程潜因无证据而陷于尴尬时，王参谋拿出一张我写“中美商约是中华民族的卖身契！”标语时的现场拍照。周校长看过照片后质问道：“以此证明是共产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程潜抵赖道：“这至少证明你这个学生思想是左倾。”周校长十分愤怒地说：“如果这就是左倾，那么我的学生全部都是左倾！当今的大学生哪有不左倾的？！不左倾的就是白痴。”谈判至此，程潜仍不表示全部放还被捕师生，使营救工作陷入绝望僵局。周校长在绝望中向程潜愤怒地喝令：“限你二十四小时内，全部交还我被捕师生。否则，我即组织五千人的队伍，披麻戴孝抬着三付棺材、二十付伤员担架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程潜一人负责！”这样最后通谍式的表态一毕，周校长带领全体营救人员，离开武汉行辕。周校长一行回到学校后，守候在灵堂大厅的全校师生，愤怒地提出了“撤职程潜！枪毙彭善（注2）！”的强烈要求。接着投入了“披麻戴孝抬棺游行”的紧张准备中。

程潜在这种形势逼迫下，才无可奈何勉强同意全部释放被捕师生。我们全体被捕的二十名师生，在营救委员会戴铭巺教授的带领下，渡江在黄鹤楼登上迎接车，穿越武昌市区时，家家户户沿街挂起了彩旗，在鞭炮和热烈地掌声中，我校的迎接车徐徐通过，车上的师生频频挥泪向道旁人群挥手表示谢意！迎车停在校内车站时，守护在灵堂大厅的师生一齐拥到车旁，激动地流着眼泪向我们致意。我被掺扶下车后，就被同学们拥抬起来转递到灵堂内停放的三具棺木前排座位上，我泣不成声地在沉思：“是三位烈士的生命，换来了我的新的自由！”“誓死要为三位烈士报仇！”当我得知周校长营救我们的经过后，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周校长营救出来的。”周校长的恩德，使我永世不忘。

在回忆周校长的办学思想时，还有一件事是我不会忘记的，就是对我弃学投奔解放区后，对我学籍问题的处理。

我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决计弃学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当时的武汉，在我军淮海大战的捷报频传声中，处于解放前夕的混乱之中。当时的珞珈山上，特务遍野，进步同学的行踪受着特务们的密切监视。我为麻痹特务们的监视注意力，把住室床位和书桌收拾得整整洁洁，然后化装成来校探望学生的客人，在几位同学的送行下，到大智门乘车北上了。这件事，按照通常校规我应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可是，当我一九八五年重返母校时，我才发现在我的学籍表上填写的却是“该生因家庭困难休学”。这样的处理表明：对我弃学去向，明知是投奔解放区而不予追究。我顿时感到：母校对学生的态度多么宽厚啊！对我的弃学认定是休学，就表现着母校还在期望着我能再回校复学完成未竟学业。母校对学生是多么爱护呀！

注1：这里所以用“疚歉”二字，是因周校长说过：“六·一”惨案发生时，他未能在校和师生一起经受苦难而感到疚歉！

注2：彭善是当时武汉警备司令，是制造武大“六·一”惨案的罪魁祸首。